1935年10月27日清晨，吴起镇西口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脸。铁匠铺里刚烧起火，街头却出现一群形容枯槁的官兵，他们薄衣草鞋，脚步却铿锵。这支队伍正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、甫一脱险的中央红军。镇民暗暗咋舌：南方来的军队竟这般瘦弱，还能走多远呢？
同一时刻，百里之外的保安城，32岁的刘志丹正在查看缴获的舆图。这位出身黄土高坡的“娃娃司令”早在1933年冬就率红26军闯进南梁，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。短短一年多，他以精悍游击战摧垮了国民党在陕北的基层政权，穷苦农户分得土地，集市重现喧闹，乡亲们第一次吃上自己种的粮。可县城外，敌军哨兵的枪口始终对着这块新生的土地，进攻随时可能到来。
1934年3月，敌人破门搜捕。刘志丹不在家，妻子同桂荣只得携一家老小钻进刺条密林。七天滴水难进，靠树皮野菜硬撑才避过一劫。获救后，她被安置到被服厂，替红军缝军装。自此，“刘大嫂”成了边区战士的共同称呼。谁衣服破了，喊一声，笑眯眯的陕北女人就提针赶来。
南线却是一片血火。1935年8月，中央红军在甘南折入岷山，寻找生路。9月中旬到哈达铺，部队从缴来的一摞《大公报》中读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：胡宗南正率部围攻陕北“匪首”刘志丹。毛主席盯着那几行小字沉吟半晌，突然一拍桌子：“原来北边还有自己的队伍，非去不可！”路线由“北上出甘入苏区”立即改为“北上陕北”，方向就此定格。
十月下旬，红军抵达吴起镇。毛主席命部队在城外高地痛击尾追之敌，打出一场“山地运动战”的样板仗。枪声停歇，他忙着打听刘志丹的下落。赤水县游击队长张明科恰好是刘家的旧雇工，带来最新消息：刘总指挥已在保安集结兵力，正盼中央到来。
12月13日，保安城内，毛主席与刘志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。炕桌上油灯摇晃，炉火噼啪作响。毛主席踏进屋檐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陕北的风硬，人却最热。”刘志丹上前敬礼，激动得声音发颤：“中央来了，咱心里有底了！”两人围坐研究地图，一口气谈到深夜。
半夜散席，刘志丹才注意到毛主席脚下是一双破草鞋，麻绳磨得快断。陕北的寒气钻骨，他心里恍若被针扎。回家后，他把这事告诉同桂荣：“快给毛主席纳双棉鞋，要厚底，鞋面高，明儿一早就得送到。”刘大嫂二话不说，摸黑点灯，一针一线赶到天亮。当棉鞋递到贺子珍手里，毛主席摸着柔软的鞋底，笑道：“陕北地方好，人更好。”后来几天，他始终穿着那双鞋走村访民。
12月底，直罗镇战役打响。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合力，两万人围歼胡宗南部八千精锐，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“围剿”。这一次胜利，等于在黄土高原筑起了革命心脏，为后的抗战提供了坚固后方。更深的意义在于：长征不再只是流浪，而是找到了家。
可战火并未停歇。1936年春，蒋介石纠集井岳秀部进犯。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北出榆林，成立北路军。刘志丹出任总指挥，他形容这次行动是“给中央再开一条活路”。3月初，红28军在神府高原组建，发布《东征宣言》，自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，公开把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。
部队翻越黄河，在米脂、佳县、沙峁镇连克数据点，把神府和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。4月12日，三交镇争夺战打响。那是制约南北联系的咽喉，谁掌握高地，谁就能决定陕北的生死。前线受阻，刘志丹亲上山头观察敌情，对政委宋任穷交代：“我看看敌人的火力点，进镇后请你喝一杯高粱酒。”
正午时分，机枪火舌忽然扫来。身旁的警卫员猛地喊：“军长趴下！”子弹尖啸，刘志丹左胸中弹倒地。被抬下山时，他嘴唇泛白，只吐出一句：“务必夺下三交镇。”当晚，这座小城归入红军手中，但他再也没能睁开眼。
4月14日，烈士灵柩辗转回到保安。得知噩耗，毛主席沉默良久，眼眶通红：“只见过他一面，却认定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。”数月后，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，人民用最质朴的方式纪念这位“陕北司令”。追悼大会那日，十里长街挤满自发赶来送行的群众。
1950年冬，同桂荣进京，被引入中南海。毛主席从椅子上起身握住她的手：“刘嫂子做的棉鞋，我一直记得，暖和得很。”他随后关照身边工作人员：“志丹的孩子，有什么困难要帮忙解决。”一句话，让在场的人眼眶发热。
如今的志丹陵园松柏森然，每逢清明，人们自发前来献花。那双当年缝就的棉鞋早已风化，可它曾温暖的脚步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命运。刘志丹为红军寻得安身之地，同桂荣以一针一线托起领袖的脚步；在枪火与寒风交织的时代，这对夫妻的名字与这片黄土一起，被永远写入共和国最厚重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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